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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作品的永恒魅力和价值，存在于后人对它永无止境的解释之中，《三国演义》亦如此。就其本质而言，该作品乃一“政治”小说，通过作者所刻画的正面主人公的毁灭来确立一种永恒的政治理想与道德准则，且在“尊刘抑曹”这一政治主题的背后，透露的是一个时期内汉民族的历史意识与价值观念。
在当代解释美学看来，艺术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的奥秘，并不在于那本文的高不可攀和无法超越，而在于后人对它永无止境的解释。真正的艺术杰作，使得人们面对它时会身不由已地为其所吸引，而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情怀襟抱投入作品的“召唤结构”中去“填充空白”。时间愈长，作品被解释的次数愈多，被解说对象的价值就愈高。诞生于元末明初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就是这样一部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具有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
《三国演义》，所谓演三国故事而被冠以“历史”小说，不过是因其不取材于现代而言，以“历史”概之，并未揭示这部小说的基本性质。若抛开“时间”一维不论，则《三国演义》就其本质来讲，应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小说。对于此书，我们仍有说不完的话题，可以从任何角度切入本文，可以对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仅其主题一项，就具有被不断解释的可能与必要。既为政治小说，其基本主题自然是政治。“政治”一词，应含不同层面：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及其代表人物，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观念等等。本文拟从思想观念的层面对《三国演义》的主题——政治倾向作一探索。
一部长篇小说，其主题是复义的。但自从三国故事被记录及改写，以及在对小说进行不断阐释的过程中，“拥刘反曹”、“尊刘反曹”几乎是时刻鸣响着的主旋律。一般来说，这一认识大致已成定论，但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后来的读者、阐释者就无话可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代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做是与我们共时的存在。为了今天及明天的文化建设，我们有必要对它重新审视；而且，这本身就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一、“尊刘抑曹”主题的形成及内涵
从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到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乃一反司马光的看法，又尊蜀汉为正统。这一系列的变化原因何在？
清史学家章学诚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文史通义·文德》）历史家拥刘拥曹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统治阶级的思想一般表现为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即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它制约着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而处于主导位置，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及文史创作都被纳入特定的轨道之中。这对史学传统之“尊刘抑曹”主题的形成及变迁有着重要价值。而对小说来讲，元朝至治年间(1321－1323)刻印的《三国志平话》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异族统治时期，表现“尊刘抑曹”的政治倾向，乃是对于汉族统治中国的政治理想——当然包括反对异族统治的心声的一种间接的表达。这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艺术作品是对一种可能恢复的永恒秩序的呼唤。语言的秩序指涉现实的秩序，期望恢复汉族统治的一种社会意识，可以看做是“尊刘抑曹”主题的深层基础。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而另一方面，罗贯中的小说则是对三国历史所作的又一次解释。他透过叙述的文体，网罗史识、文才等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整理出了他一己的世界。而据传说，罗贯中曾作张士诚的幕客，明人王圻《稗史汇编》说他“有志图王”，是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人。后来朱元璋统一了中国，他改而从事“稗史”的编写工作。由此看来，《三国演义》诞生于元末明初，当时汉族统治既已奠定的历史条件下，那么承《平话三国志》而来，继续将“尊刘抑曹”作为小说主题，就可以看做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认同与积极反应。因而有人说，罗贯中明言三国，实指元末。罗氏抗元，因此将窃据中原的元人与曹魏相提并论，而他与张士诚的关系，更促使他把道统寄托在抗魏的蜀汉刘备身上。小说的叙事遵循朱熹《通鉴纲目》的体系，基本的政治倾向在作品中表露无遗，正显示出罗氏透过对“过去”的解释，而对“现在、将来”重作评估的精神。如此看来，历史与现实成为共时的存在，政治理想与民族意识纠结在一起，小说之虚构与历史之真实相互出入，再加上“尊刘抑曹”的具体内涵，作为《三国演义》的基本主题之一，就更加复杂化了。如再加上刘备之宽厚、爱民的明君理想及忠贞烈等道德原则诸因素，无疑使主题的蕴涵更为丰富。
总起来讲，我们看待小说的这一主题，应当考虑到多重因素，如史学传统、艺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及民族意识等多种方面。这些因素，在基本主题的形成过程起着不同的作用；在主题形成之后，分别作为主题总体结构中共时存在的特定因子。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作到准确的把握。
二、“尊刘抑曹”主题的延续与强化
罗贯中作《三国志演义》，时当元末明初。而其刊刻，最早则在明代嘉靖初年。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先后出现过多种本子，除了加图、加批、添进周静轩之诗、改变卷数和回数之外，基本上没有改动嘉靖本的内容和文字。到了明末清初，继金圣叹删改评点《水浒》、冯梦龙增写《平妖传》之后，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评点《三国志演义》，并刊行问世。于是毛本一出，众本皆废，风行至今，三百余年。毛氏评点本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三国演义》“尊刘抑曹”基本主题的强化。这主要表现在毛氏的改写及评点两个方面。
(一)改写方面
毛氏对原书改写的情形多种多样。如减去许多累赘，使情节更加紧凑、通畅，力求向史书记载的史实靠近，据史而演义等等。但更多的情况是改变情节原来的性质、意向，在《凡例》中说“俗本纪事多讹”，如“曹后骂曹王，详于范晔《后汉书》中，而俗本反误书其党恶；孙夫人投江而死，详于《袅姬传》中，而俗本但记其归吴。今悉依古本辨定。”说这类情节失实，实际上是一种借口。这部小说中另外一些与史书记载不符的情节，毛氏并没有改动，更何况孙夫人归吴一事见于《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而《袅姬传》所记不见得属实。因此，毛氏改变嘉靖本这类情节的深意，还是在于强化尊刘抑曹、抑孙的政治倾向性。
如嘉靖本卷十六——“帝泣曰：‘汝兄欲篡汉，故令百官相逼，联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为篡国之贼，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稽小辈，尚且劫夺秦朝天下，吾父扫清海内，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为帝？汝即位三十余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颖!’”毛评本第八十回——“帝泣曰：‘汝兄欲篡汉，令百官相逼，联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言未已，只见曹洪、曹体带剑而入，请帝出殿，曹后大骂曰：‘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
这种情况的修改，还有“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少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毛氏认为“此其诬也”，所以都把它删除了。这自然也是出于尊刘的思想，不让刘蜀方面的人物，特别是诸葛亮，在品德上有严重的缺陷。而对曹操的称扬文字，则删繁就简。
如曹操出场一节，嘉靖本卷一第二则有一段称扬曹及其先人的话——“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中熟谙韬略。官拜骑督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操曾祖曹节，字元伟，仁慈宽厚。有邻人失去一猪，与节家猪相类，登门认之，节不与争，使驱之去。后二日，失去之猪自归，主人大惭，送还节，再拜伏罪。节笑而纳之。其人宽厚如此。节生四子，第四子名腾，字季兴，桓帝朝为中常待，后封费亭侯。养子曹嵩，原是夏侯氏子，过房与曹腾为子，因此姓曹，为人忠孝纯雅，官拜司隶校尉，灵帝拜为大司农，迁大鸿胪。嵩生操，小字阿瞒，一名吉利。”经删改后仅存寥寥数语——“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待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瞒，一名吉利。”
其他例子尚多。不难看出，经过改写，毛本使原来“尊刘抑曹”的倾向性更加突出鲜明而且一贯。
(二)评点方面
从总体上看，毛评属于政治历史的文学评论，而非纯文学的评论，这也是由评论的对象的特性所制约的。毛评尽管得力于罗贯中“据史演义”的创作思想，尽量向陈寿所记述的、从历史现象的角度说是最接近真象的历史真实靠拢，而没有照某种理想、观念去随意虚构小说情节，从而最大限度地让《三国演义》发挥以历史启迪后世的潜力。
但不可否认，毛评表现出了浓厚的以封建伦理为核心的政治历史观，而且将其确定为小说的基本主题。《读法》第一则关于中国历史自汉至宋各朝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便是遵从朱熹《通鉴纲目》的政治历史观，尊蜀汉为正统，斥孙吴、曹魏为僭国，理由是“盖以蜀为帝胃，所在当予”。在后面的评论中，处处曲意美化蜀汉方面的人物，对刘备、诸葛亮、关羽尽力称扬，处处苛刻地贬抑孙吴、曹魏，对曹操尤甚。可以认为，毛氏父子所作的基本工作之一，就在于强化尊刘抑曹的政治倾向性，使这一主题更形坚固昭彰。
由于这种强化，甚至出现了“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独特艺术效果。由于这一偏见，对于人物的同样行为可以作出褒贬相背的评价，如第三十二回总评曹操在与袁绍决战的官渡之战中跌足而迎许枚、焚毁许昌的一些官员私通袁绍的书信二事，将其与刘邦、光武相比较。指出刘是善驾驭，有度量；曹是善结纳，有权谋：“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同样是哭，则认为刘备之哭是哭社稷、哭百姓、哭将士、哭兄弟，而曹操哭韦典与郭嘉则是“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此处，“可爱”一语，并非好语。实际上，刘、曹之哭同样是政治权术，但有了刘为正统、曹为汉贼这样的评判标准，于是在评点中就产生了强分是非的情形。毛评时当清初，力揭尊刘抑曹之政治倾向，其深层原因何在，尚待详考方可论之。但无论如何，毛批承明代蒋（大器）、张（尚德）之论，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政治倾向。
史书有史家之视界，小说有小说家的视界，评点有评点者之视界。可以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一个历史演进变迁的过程，变即创作者、批评者多重视界相互融合的结果。这个过程仍将继续下去，解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严格索求作品、作者本义，企图获得一劳永逸的结论，乃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若从后来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的视点看，则更加如此。
三、“尊刘抑曹”主题的艺术价值
（一）有着强大惯性的惩恶扬善史学传统的史书暂且不论，单说艺术，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即“艺术作为发现，本质上是历史的，这不仅意味着，艺术在外在意义上拥有历史，在历史进程中，艺术伴随着其他事物出现，并且在此进程中，艺术改变和终止以及为历史学提供变化的形象，艺术作为历史在根本意义上是奠定历史。”（《诗·语言·思》）由此看来，则《三国演义》既是文学作品，而同时又是历史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为不可触摸的历史本真拍下了一帧特别的图片。
当然，这帧图片是变化了的形象。但我们试问，究竟“谁”和“什么”能够保持历史的鲜活状态呢？史书能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历史已向远处离去，我们难以望见它的背影。而每个时代的人——作者、读者、批评家，却仍在带着自己特有的视界重新对它凝视。历史的积淀，文化的创造，即依赖于这种重重叠叠的视界融合。在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总体结构中，《三国演义》不是一幅最为绚丽的精品吗？作为出色的艺术创造，《三国演义》勿宁说把三国故事描绘得最为恢宏悲壮，因而成为凝定了的永恒的理想境界。之所以能够如此，其主题作为一个聚焦点，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图画越生动丰富，主题越鲜明突出，难道不是这样吗？材料的选择、提炼，以至于加工、虚构，必须取决于主题，这是一条普遍的原则。
（二）同时，《三国演义》又可看作是一部悲剧。持尊刘抑曹倾向的本文与评论，将一种封建时代的完美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小说的正面人物，而这些人物的命运显然是悲剧性的，如刘、关、张等，即使孔明知天命—汉柞已尽，却仍然一方面为酬刘备三顾之恩，另一方面也是为“正义”毅然出山，走向血腥的战场，即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最终赢得子“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永恒怀思。然而历史并未给他们以成功的命运，所谓“因果报应”云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叹罢了。
明君、贤相、猛将、忠臣，封建政治的理想图式实际上只能是意识中的虚幻的历史存在。理解历史，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自三国到明初(蜀灭于公元263年，元灭于公元1368年)，其间长达1105年，除了唐代贞观时期差强人意之外，这种理想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凝定了的理想一方面显示为永恒，同时也就是一种彻底的破灭。但旧的理想是令人眷恋的，尤其是看不到新的理想之前。因而自明代张、蒋到清初的毛氏父子，都不断地咏叹着这一主题。作者与评论家并非孤独的个人，他们是社会意识的载体，创作与评论，都是代表社会发言表态，都是对破灭了的理想的深情召唤。
当欧洲文艺复兴的署光已经显露，而中国仍处于封建的漫漫长夜，距黎明尚有五个世纪。封建主义的政治是超经济强制，政治涵盖并统摄其他领域，而解释封建时代的文学，尤其是政治小说，把握其政治倾向显然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三）透过尊刘抑曹这一政治主题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期内汉民族的历史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发展流程。与西方的再现传统不同，中国艺术侧重于表现，即使是写实性的作品。从解释学的观点看，小说创作是对历史的阐释，对历史的奥秘的寻根究底。《平话三国志》解释三国的起因是高祖谋害忠臣的报应，如韩信——曹操、彭越——刘备、英布——孙权、高祖——献帝、吕后——伏皇后等之间的一系列对应关系。而到了《三国演义》中，来自于宗教的“因果轮回”意识，被“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历史观所代替，虽然其中亦透露着天命不可违的讯息，但侧重了人物个性（主要是道德情操方面）及其所作努力的描绘，显示着由宗教、天命向政治与道德方面的倾斜，虽天命不予蜀汉，而蜀汉作为正统，通过正面主人公的毁灭来确立一种永恒的政治理想与道德原则，并不以成败论英雄。
《三国演义》的这一价值取向是非常明显的。而到了毛本、毛评之中，则更进一步被突出和强化。实际上表现了一种所谓“天道”的怀疑，对理想英雄—帝王及其将相的惋惜与失望，开始由庙堂英雄转向草莽英雄（《水浒传》），进而降到普通的芸芸众生（《金瓶梅》）、“三言”），并由政治转向民间、家庭的流程。其中历史意识也逐渐趋于淡化，严峻的道德原则也逐渐为人情世故甚至金钱利益所取代。由此可以说，对三国故事的解释，反映了元明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显然，这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治国方略与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