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呐喊》和《彷徨》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作者：宋 梅
来源：http://www.eywedu.com/wenxuejiaoyu/wxjy2008/wxjy20080535.html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14篇小说；《彷徨》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集，1926年出版，收11篇小说。鲁迅说过，他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来写小说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鲁迅这两部小说集在艺术上，吸收和借鉴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把外国小说的经验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民族化的基础，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揭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
《呐喊》、《彷徨》的艺术特点之一、就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充分运用。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现实主义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呐喊》与《彷徨》主要反映的是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到1925—1927年之前这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辛亥革命以后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无力，而从“五四”开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和农民结合起来，广大的人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呐喊》与《彷徨》正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着重提到了自己人生经历中的一次重大转折，那就是弃医从文。他原本抱着救治苍生的思想来到日本学习医学，准备回国以后能够救治无数像他父亲一样不幸患病的中国人，而就是在日本的医学课堂上一个偶然事件促使他改变了初衷，起因是一次从图片上他看到久违了的中国人：一个是给俄国作侦探被日本人绑了要砍头，周围是“显出麻木神情”的一群中国人，充当着看客，就从那一时刻他便强烈地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2]于是他“弃医从文”，转而“提倡文艺运动”。鲁迅明确指出，“呐喊”二字除了有为勇猛的革命前驱助威邦阵而呼喊之意外，再就是为了唤醒精神麻木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小说“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者正是靠揭示民众精神上的“病苦”，来唤醒民众，揭出国民的病苦及病根，冲决“不敢正视人生”的“瞒与骗”的罗网，“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就是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小说的现实主义社会基础。
鲁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作品来自于中国当时那个黑暗的、苦难深重的社会，他的反封建的思想来自于广大被压迫人民，他是真正从被压迫人民的角度来提出反封建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带着更深刻和更彻底的性质。它一方面立足于对中华民族强烈深沉的热爱和对封建****、衰颓现实的悲愤与焦灼；另一方面又承接着近代以来文化精英批判封建主义的传统，高扬起鲜明的理性批判旗帜，对封建主义奴役下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检讨和批判。
恩格斯说：“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鲁迅在《呐喊》《彷徨》的创作中，就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一是生动的细节描写。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在艺术表现上注重描写的真实性，只有凭借真实的细节才能显示生活存在的具体面貌，才能使艺术形象如生活实际一样地可感。《呐喊》、《彷徨》就有许多真实典型的细节描写。《故乡》以一系列生动的肖像细节，分别刻画出少年闰土健壮活泼，“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3]《社戏》则为我们塑造了双喜、桂生、阿发等一群头脑灵活，纯朴可爱的农村少年形象，生动描写出了他们的智慧和机敏，而通过中年闰土衰颓麻木的外貌描写，不仅直接显现了在封建社会压榨下人生的艰难，闰土们饱受贫困折磨的艰辛。通过闰土与“我”见面时的神态、动作、语言等一系列细节，既表现了闰土和“我”之间的隔膜，又展示出闰土在等级观念腐蚀下那颗麻木的近乎没有知觉的灵魂。《社戏》里描写了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4]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这些真实典型的细节描写，鲁迅小说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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